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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面索罗斯：金融背后的深度哲学思考，
非一般社会学研究者所能比拟！
扑克导读
索罗斯为人所知往往是他在金融市场上叱咤风云甚至令诸多央行胆寒的战果，然而支撑这些大手笔的则是他深邃的投资逻辑甚至更宏观的社会哲学思考。对于基本的人与社会关系、政治形态等，也有其独特的见解，“只有当真相可以对权力说话时，开放社会才能成功奏效”。
本文作者：索罗斯，来自慧田哲学
开放社会与相关反射之间的联系还远不清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你们会记得，我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时，也在读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正是波普所坚持的我们与生俱来有易误性的观点(inherentfallibility)，引导我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质疑，进而发展了相关反射的理念。
但是在概念的层次，这两者的关联只是间接的。是第一个支柱易误性，将开放社会与相关反射论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易误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全的和有曲扭的；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将极其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时，经常会做出错误的解释。而且我们的错误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如果我的思想有任何真正的创意，那就是对错误理解观念(misconception)的强调。它为批判性的思考和开放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没有给开放社会下一个确定的定义，因为他更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探讨事物，即先对其进行描述，然后再给一个名称标签。他所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民主制度很相近。
他的研究方法的净值效益(net effect)，是用认识论的观点证明民主制度是有道理的。鉴于认知的完美(perfect
knowledge)是人的智能无法达到的，因此，一个以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选举为特征的社会，比用压力强加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可取。由于经历了纳粹的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制，我感到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
波普的哲学思想使我更敏感地意识到错误理解观念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而相关反射的概念使我提出了关于泡沫现象的理论。作为市场参与者这给了我很大帮助。
在作为对冲基金管理者成功之后，我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五十岁。我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其中四千万归我个人所有。我觉得我为自己和家庭挣的钱已足够，而且经营对冲基金的压力和对人的消耗极大。什么是值得我继续去做的事呢？
我苦苦思索，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为它确定的宗旨是，促使封闭社会逐渐开放，纠正已开放社会中的不足，和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多地投入公益慈善事业。1984 年我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基金会，那时它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1986
年在中国，1987 年在波兰和苏联也建立了。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的基金会网几乎含盖了所有以往的共产主义世界。
我从中取得了一些建立开放社会的实际经验，学到了很多，发现了一些本应知道的事情。比如，封闭社会的解体不一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而可能是持续解体，直到一个新的政体出现；而这个新政体与倒台的政体，比与开放社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迫使我更彻底地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观念，是2004
年布什总统在美国再次当选这一事实。这里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民主社会，却违背了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以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名义违反人权，用不实之词侵略伊拉克。然而他再次当选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写了一、两本书试图给以回答。我指责布什政府误导人民，又指责人们允许布什政府误导他们。
随着更深入地探索，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理念架构提出疑问。我发现了开放社会概念的一个缺陷。波普主要考虑的是对现实的理解。他从认识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有利于开放社会的论据。
他说：“只有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允许没有暴力地进行变革的结构性框架，也就是在政治事务中使用理性。”
但他的论点是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
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操纵职能可能被摆在优先于认知职能的位置。的确，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当选，然后是继续执政。
这一相当明显的洞察对开放社会的概念又提出了一些问题。波普为什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的政治讨论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相关反射概念中给操纵职能以显要位置的我，竟会如此盲目地追随他的说法？
这两个问题使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深深植根于理性的传统，这一传统或是忽略了操纵功能的作用，或是认为其作用是从属于认知功能的。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会如此根深蒂固。认知功能的目的是产生认识。认识是由符合事实的表述表达的，为了确立符合对应关系，表述和事实应该是明显区分的。因此对认识的追求，要求思想与思想的主题区别开。这一要求导致以思维为主的哲学家们相信，理性与现实是分隔的。这种两元论来源于希腊哲学，并且在启蒙时期主宰人们的世界观。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将其信仰置于理性之中。理性应该象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
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没有意识到相关反射性。其结果是对现实看法的曲扭，但这在当时的发展时期是恰当的。
在启蒙时期人类对自然力量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还相对很少，科学的方法提供了无限的希望；所以把现实想在启蒙时期人类对自然力量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还相对很少，科学的方法提供了无限的希望；
所以把现实想像成是消极地等在那里被发现，而认为理性是积极地参与对现实的发现和探索，是很正常的。毕竟，那时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完全探查。
收集事实并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知识可以从那么多不同的方向，用那么多不同的方法获得，显示了无限的可能。理性扫除了千百年的传统关系和宗教教条，唤起了进步的胜利感。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用相关反射观念正确理解人类事物的困难。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但是他们过于信仰理性。社会没有遵从理性的支配，1789
年的狂喜退化演变成了1794 年的恐怖。
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期谬误”。我在此将接受这个名称。但要说明一点，即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易扩散的缪误(fertile
fallacy)，其核心包含有价值的真理。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易扩散的缪误”是什么。我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依据知识来做所有的决定。接下去即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采用，并延伸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这样它就成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时代所发生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两分法在研究自然现象中运用得很好，但是在对有关人的事物研究中就成了误导。易扩散谬误在历史的其他分支中，就如同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现象。
启蒙期的谬误深深扎根在我们的世界观中。它使波普宣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导致经济理论要采用牛顿物理学的模式。波普卓越的科学方法模式和经济学理论，都未能认识到相关反射性。
更糟糕的是，就连我本人，相关反射性的发现或发明者，居然也未能认识到，波普关于开放社会的观念，是建立在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的隐蔽暗含假设基础上 –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试图找到真相，而不是其实在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
启蒙期的谬误，也深深扎根在有效市场假定论及其政治衍生品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中。两个智力构思中的这个谬误，被金融体系的崩溃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出来。
我对开放社会理念这一弊病的发现不太惊人，因为这个观念被接受的面较小；但对我个人来说，这两者同样惊心动魄。它迫使我对开放社会的理念重新思考。
我并没有放弃对开放社会的价值的信念，但是我意识到，它需要更强的论据来支持。
波普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开放社会中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我现在认识到，要使开放社会发展繁荣，这必须作为一个明确的前提要求提出。
现在我来说明我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民主社会中政治讨论的目的，不是发现事实这一认知功能；而目的是当选和继续执政，这是操纵功能。其结果，自由的政治讨论不一定比压制异议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有远见的政策。
更坏的是，在操纵现实的政治竞赛中，承诺尊重真相成了一种障碍。布什政府有一个强有力的右翼宣传机器为其服务，不感到有任何需要尊重事实。
这给了他决定性的优势，因为更传统的政治操作者还是在启蒙期谬误的影响下，感到要受事实的制约。
一个美国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弗兰克.伦兹 (Frank Luntz)公开承认，他把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的《1984 年》一书当作他设计标语口号的教科书。
作为开放社会的信奉者，我对此感到震惊。为什么奥威尔式的谎言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可以成功，就象集权国家中的真理部用斯大林式的方法使人就范？
这样的发问为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提供了线索。人们已不太在意追求真相，越来越复杂的操纵技巧使他们已习惯于不在意被欺骗，甚至看起来是在积极请求被欺骗。
人们已变得习惯于接受事先包装好的信息，因而就有付钱的政治广告的影响。
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知情，因而就有像比尔.欧雷利 (Bill O’Reilly) 和拉什.林堡 (Rush
Limbaugh) 这样的大众评论员的影响。
操纵的技巧随着时间逐渐发展。它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在商业界，企业家发现可以通过商标和广告突出其产品而提高利润率。
这促发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对信息的检验，和对焦点小组的运用，由此引发了一个使公众行为有所改变的相关反射过程。导致了消费群体的发展，进而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经济学和政治所立足的隐蔽的假设，被逐渐暴露出来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供求关系状况是既定的，并说明自由的市场如何可以在完美竞争的情况下达到资源的最佳分配。
但是需求曲线的形成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广告操纵。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假设，候选人会对他们自己及其纲领作出说明，投票人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这种假设没有预期候选人会研究“公众的观点，然后讲选民想听的话。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考虑现实可被操纵。
对现实的操纵也成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文学评论最终导致了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将启蒙思想搞得天翻地覆。它否定了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反之，认为现实是经常互相矛盾的叙述和记事的综合体。
我对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曾经根本未予理会，因为它与我对客观世界的深刻的尊重相冲突。
直到读了让.萨斯金 (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才打开我的眼界，使我看到我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后现代世界观与布什政府的宣传机器之间的关联。他引用这个宣传机器的主要操作者之一的话，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研究事实；我们创造事实。”
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更认真地对待后现代的立场观点，把它看作是易扩散的谬误。它与启蒙思想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当前也许影响更大。但是我仍然认为，与启蒙思想的谬误相比，后现代主义的谬误性更多，可扩散性较少。
把操纵功能置于优先地位，它无视于客观现实的坚实核心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看来，这比启蒙思想忽略了操纵功能是更大的缺陷。
根据启蒙思想的看法，理性与现实是彼此分开和相互独立的。人们要使现实变得对自己有利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在这种条件下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现认识这些规律是第一位重要的。
这一点导致了人类智能最伟大的成就，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在对人类事物的研究中谬误才悄悄溜了进来。
相比之下，后现代的世界观是完全误导性的。它为政治酿就了一种非道德的实用主义的手段，可以这样归纳：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追踪权力 (power)
而要追踪真相真理 (truth)？
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即尽管现实可以被操纵，但其结果肯定与操纵者的意图相违。这种偏离有必要被保持在最低限度，而这只能通过更好地理解现实来达到。
正是这一系列的推理使我认识到，要把追求真相真理的承诺作为开放社会的前提要求明确提出来。
这个抽象论据可用具体事例佐证说明。看一看布什政府，它在操纵现实上非常成功。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使整个国家都站到总统一边，为入侵伊拉克铺平道路。
侵略是为了确立美国在世界的至高地位，但其效果截然相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急转直下，小布什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迄今所有过的最坏的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然而，随着相关反射概念逐渐被接受，有危险把它用来作出对后现代谬误有利的错误解释。现实的相关反射性太难理解，人们很容易被简单的答案误导。
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去理解这个论点，即有效的预测并不一定证明预测所基于的理论是真实正确的；而一个花钱做的政治广告只要30
秒钟。
接受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很有诱惑力，但是不注重客观现实的存在是危险的。
使人能切身感受到客观现实的一个方法，是提醒人们注意死亡是生活中的现实这一事实。头脑很难接受会停止存在的想法，所以关于死后生命的各种说法和虚拟应运而生。
阿兹特克人(Aztec)
的一种仪式使我很惊讶：几个队在玩球的游戏中竞争，赢者被奉献给神。这是此类虚拟神话力的一个极端例子，事实是赢队的人死了。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的不存在无法对相信它的人去证实。我所坚持的现实的客观性的重要性，是我个人的信念。的确，它与宗教信仰有令人好奇的相似之处。
我所认为的现实的客观性，有许多一神论中的神的属性：它无所不在，威力无穷，但它是怎样起作用的仍然有些神秘。
我对现实的客观性十分尊重，而且我过去认为这是常规准则。后来认识到我这种态度不太常见，而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的个性形成的经历是在1944
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在我父亲明智的带领下，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而且能在充满危险的情况下帮助别人。这使1944
年对我成了一个积极的经历，激发我愿意去面对严酷的现实。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经常将事情推向极限，但又避免不超过临界点。
我学会了注意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以保护自己不出令人不快的惊讶。我选择的投资是在最坏情况下风险-回报也有吸引力的。这使我强调注意所有情况下的阴暗面。
后来我更积极地投入我的基金会的工作。在这里，我能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以减少不公正，这使我更加乐于认识和面对严峻的现实。一个对现实消极的评估会成为积极参与的吸引动力。
结果我的基金会将很多资源投入到看上去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对毒品的政策，和象缅甸、海地、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刚果等似乎毫无希望的情况。不用说，去打失败之战不是多数基金会偏爱的选择。
对现实的客观性的承诺在我的思维中的作用，与宗教在其他一些人的思维中的作用是一样。在没有完美知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信仰。我相信的是严峻的现实，其他人相信的是神。
但我仍然要说，当社会无视现实的客观性时，是将其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为了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而去欺骗自己或选民，现实将让我们达不到预期而受惩罚。
的确，现实可以被摆布操纵，但是我们行为的结果，不是受愿望而是受一种外在现实的支配，至于它是如何这样做的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对此理解得越好，结果就越会符合我们的意图。
「对现实的理解是认知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并引导操纵功能。无视不能被完全理解的客观现实的存在，是后现代思想的谬误。
以上所述表明，在人类近代史上，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已有两种被接受了的谬误：启蒙期谬误和后现代谬误，它们是彼此关联的。
启蒙谬误没有认识到人的活动中操纵功能的普遍存在，而对操纵功能的发现导致了后现代的谬误。每一种谬误都只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半。
我的建立在易误性和相关反射性的孪生原则基础上的理念架构，是这两半的结合。两种谬误的影响力都很大，而我的理念还没有被接受。这说明误解现实是多么容易，而恰当地理解现实要难得多。
后现代的谬误还在上升期。它导致了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我警觉地注意到，这在奥巴马政府中也开始露面。
我指的是一本最近出的书，《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 是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
和罗伯特.施勒 (Robert Shiller)合著的，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形成很有影响力。
书中大力赞扬作者所谓的“信心增值”
的功绩。也就是说作者相信，经济的弊病可以由激励人心的讲话来治愈。这说的有一半是对的：股市的回稳使银行可聚集资本，并通过其他途径经济有所加强。
但是信心增值的说法忽视了相关反射性的另一半：如果现实没有证实预期，信心会转为失望，正如繁荣暴涨可转为衰退暴跌。我对采纳信心增值的说法深感担忧，奥巴马总统已经接过了衰退的所有权，如果有反复，就会归罪于他。
将我关于相关反射的理论放在对现实的两种错误解释中来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澄清这一理论。特别是有一点也许还不够非常明确，需要再次强调：「客观现实的坚实核心是无法被操纵的，就像死亡的不可避免」。后现代谬误所忽视的正是这一核心。
在最近的成功的鼓舞下，我要进一步宣称，我的理念架构提出了对现实正确地解释。这样宣称不好，而且初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对现实的正确解释怎么可以与人的理解是固有不完美的原则相协调呢？
这很容易，就是指出相关反射性对参与者的思维和事件的发展都注入了不确定性。一个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理念架构，不会被指责是完美的。
但它能够对现实提供重要的洞察，甚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预测未来，尽管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可变的，正如我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看到的。
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理念架构可以既做到自我一致，又与现实一致。而且因为它是不完美的，所以允许改进。
实际上我看到进一步的发展大有可为。我的理念框架最初是在卡尔.波普的影响下形成的，只涉及对现实的理解方面的问题。
但是当我加上了选民应该珍视讲真话，惩罚欺骗的要求时，就进入了价值的范畴。价值范畴的不确定性比在认知范畴内更明显，所以还需要进行很多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很难确定，而且往往很难承受」。最省事的做法会导致相反的方向：
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鼓励欺骗，只要能让人相信。开放社会要能够保持开放和繁荣兴盛，则必需抵制这些倾向。
这个处方对策对现时的美国尤关重要，
因为美国正在面对金融危机后遗症的极其令人不快的现实。这个国家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直在超前支出，用借外债使收支相抵。
现在房地产泡沫已破灭，消费者支出过多需要重建储蓄。银行业已经崩溃需要赢利摆脱困境。
布什政府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时是故意误导选民。不能说奥巴马政府是有意欺骗，但它已经接受了国家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而采纳了“信心增值”的说法。
不幸的是，客观现实不太可能满足被信心增值激起的期望。与此同时，政治反对派对总统的攻击也不会受事实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对选民应致力于追求真相的要求很难达到。
这为我的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但是美国目前民主的状况不能有力地支持把开放社会作为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回到建国之父们那里，他们理念的形成大大早于开放社会观念的引进。建国之父们的伟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价值基础上。
他们采用的认识论的论据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中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实并非显而易见。
不论是否显而易见，个人自由的价值是永恒不朽的。经历过专制政权的我执著地信仰它，而且有这种信仰的不是我一个人。
回到建国之父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可以讨论权力的关系。宪法是通过权力的分治来防止专制独裁的。
权力的分治认识到，社会中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现实不同的解释，需要由政治程序来协调。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可以防止形成宣称握有绝对真理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宪法建立了政府的不同分支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约的机制。但这还不够。
「只有当真相可以对权力说话时，开放社会才能成功奏效」。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权利和自由。
这些权利和自由能使公民保护自己不受权力滥用的践踏，并用司法分支行使这种保护。这是开国之父们创建的开放社会。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
它可以使社会理解其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而且人民要愿意面对严峻的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