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表示 2011年11月21日

　　相比全国281 家商业银行，这16家上市行数量不算多，但资产规模及利润的行业占比却有绝对市场优势，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的风向标。

　　中国银行业的上市史，可谓政府之手全力推动的成果。若没有这只手，改革步伐必将延迟，银行错失发展良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11月15日于香港表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这10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为了整顿银行业用了3.4万亿的资金。

　　“2008年，美国提出用7800亿美元救市，中国动用4万亿来救市，这些举措，中国在10年前就开始做了，才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07年这场更大的金融危机到来时，能够独善其身。”赖小民说。

　　上市解决四大问题

　　银监会11月17日披露最新数据，截至2011 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余额达83.3 万亿元。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38 亿元，同比增长35.4%。

　　记者统计，到三季度末，16家A股上市银行总资产为71.336万亿元，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达85.60%。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6920.54亿元，利润占比约84.67%。其中有13家银行净利润增速超过30%。

　　11月17日，广东省金融学院副院长陆磊对记者表示，上市至少为中国银行业解决了四个问题。其一，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持续补充渠道；其二，通过上市更多向国际规则靠拢，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比一些外资机构更具备世界性通用规则的特征；其三，公众持股人的进入，使得银行更关注盈利性目标，更有效率，以迎合外部股东的要求；第四，银行机构得以参与市场上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不是以往划地为营的经营方式。

　　上市没有让中国银行业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法人治理难题。“上市并未、也无法解决商业银行控股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和背离。这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陆磊表示。

　　法人治理难靠上市改善

　　上市作为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最初发端于企业业务扩张和自身资本不足的矛盾，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更重要的是承担了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使命。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曾评价，国有银行的上市，建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规范了信息披露，加强了对高级管理层的履职约束，资本市场对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促进和监督作用明显增强。

　　然而上市之后国有股权仍一股独大，商业银行原有的管理模式是否能得到本质的改变？

　　陆磊认为，我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但是，外部人控制未得到彻底解决，比如行政干预。

　　“所以股份制改造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它只是解决了我们以往改革的部分问题，有效激励、盈利能力低下等，但并没有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陆磊说，“比如说国家和政府当局一方面是监管者，另一方面还是所有者，如何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平衡？”

　　记者统计，到2011年中期，中央汇金持有中国银行67.55%的股份，持有建设银行（601939）57.09%的股份，持有工商银行（601398）35.43%的股份，持有农业银行（601288）40.03%，持有光大银行（601818）48.37%的股权；另外，财政部持有工行股份35.33%，持有农行39.21%，持有交通银行（601328）26.5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冯科认为，上市完成以后，这些大型的、系统性的商业银行仍然存在很多执行政策目标的现象，比如融资侧重国企、大项目，侧重“铁公基”，未来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行政干预，使得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市场手段来控制风险或者消化风险。”

　　近年银行资本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但绩效的提升速度与之并不匹配。“银行市场化的水平、服务水平、运营能力的提升非常有限，投诉率甚至在上升。”冯科指出。

　　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性质。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无法解决商业银行控股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和背离。“关键是控制权。”陆磊认为。

　　他表示，如何在一个法人内部形成相对比较正确和有效的激励，来促使经营层能够按照“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兼得的多元化目标，制定最恰当的战略和策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变革却在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政府发现有必要强化政府职能在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因放松管制也会遇到问题。

　　这是因为，全世界都在面临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难题。

　　“由于上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更多的资产可以扩张，一旦资产扩张到更高的水平，就不能破产，因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所有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不能破产的，一旦出问题，国家一定会救。所以法人治理不是上市能解决的。”陆磊分析。

　　终极目标

　　16家上市银行身后，还有大量中小商业银行排着队，急切地盼望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而这背后的动力是，商业银行过度依赖于外延式发展，比如信贷依赖、利差依赖、规模依赖、融资圈钱依赖。

　　“银行上市圈钱的目的多于改善绩效的目的。”冯科表示。

　　那么“上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陆磊认为，答案是通过上市形成外部股东对于机构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三性之间的平衡和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郭田勇指出，我国国有银行从改制到上市的过程，更多发生的是“物理”层面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首要的，但银行本身的法人治理水平等“化学”层面的变化还相对较小。

　　“因此，上市远非意味着银行改革的成功，而只能说改革初见成效，或者说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体系更艰难、更深层次的改革仅是刚刚开始。”郭田勇表示。

　　商业银行下一次治理机制变革的突破口还需要解决银行以外的问题。“银行只是在某种外部环境下最优化自己的操作方式。”陆磊称，忽略了外部金融生态的改变，银行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

　　陆磊认为，银行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解决多头监管带来的监管空白问题。“监管空白导致很多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它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比如现在的表外业务。”

　　其次，理顺所有者基本目标，形成正确的激励。包括国有股东、机构股东，应该在“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上形成平衡合力。

　　再者，强调竞争性，鼓励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只有竞争才能形成正确的压力。

　　最后，改变整个社会看待金融的传统观念。金融业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而应该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外部的干预应进一步下降。

　　“不能把金融仅仅当成融资工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对待金融的态度应该更加理性和务实，不要过于急功近利。我们的政策如果急功近利，金融业一定会急功近利。”陆磊表示。

　　中资行“出国金融”全球布局 护驾企业出海远航

　　入世十年，中国银行业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境内业务大跨步发展的同时，中国银行业将自身打造为全球企业的梦想亦渐行渐近。

　　近十年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图景，从以下这组数字可见一斑。截至2010年底，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累计达3172亿美元，分布在178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以来，海外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近50%。2010年的对外投资达6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7%，居全球第五。

　　中国企业纷纷出海的同时，中资银行亦初步形成全球化的网络覆盖。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1年6月末，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共设有97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收购了16家境外机构。

　　银企共同“出海”的过程中，中资银行是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走出去”的企业也是中资银行在海外发展的重要支撑，双方共生共荣。

　　中国银行在2009年初就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之一。

　　“中资银行不仅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支持，还可利用银行海外网点的经验和掌握的信息，在海外监管、税务等多方面提供咨询，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决策参考，全面参与到企业的并购和资本运作中去。”中行公司金融总部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

　　全球现金管理小试牛刀

　　中行早在1917年就开始海外布局，设立了香港分行。截至2010年末，其海外网点已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机构达984家。海外机构资产规模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约占集团资产总额的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最近中行入选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尽管这一“名号”对中行而言或许喜忧参半。

　　“随着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一些大型企业的业务发展重点也从国内转向境外，而面对庞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和巨量的海外资金，如何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成为摆在这些企业面前的一道必须攻克的难题。”中行公司金融总部有关负责人称。

　　一家集团公司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境外业务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且账户众多，资金结算量大。

　　为此，该集团决定实施境外资金管理项目，将境外所有分支机构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统一划收到集团指定账户上，再由集团统一支持、保障其各级下属基层公司的日常经营付款。该集团向有关中外资银行发出了招标邀请。

　　与竞标对手相比，中行在网点分布、网上银行、跨国资金管理经验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不过，中行最终成功中标，成为唯一的中资签约银行。

　　通过提供境外资金管理服务，中行也成为该集团的海外业务主要合作银行。这是中行第一次向跨国企业提供全球化现金管理产品。该产品投产后不到一年，为中行增加了数亿美元的存款及贷款，带动贸易融资和中间业务收入超百万美元。

　　创新融资结构助矿企收购

　　与现金管理产品相比，企业海外并购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更加复杂。

　　入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但如何选择融资方式，降低融资后的债务风险，并优化国内企业财务报表？

　　国内一家大型矿业集团收购澳大利亚某铅锌矿业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8年11月，由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澳大利亚某铅锌矿业公司公开表示拟出售部分资产或公司股权。中方公司与澳方公司于

　　2009年初签署协议，提出以协议安排方式现金收购澳方公司100%股权。

　　不过，澳大利亚财政部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未批准中方公司的收购申请。再次磋商后，中方公司转而提出以收购目标公司主要矿山资产的替代性方案，双方最终以约12亿美元的报价达成一致。

　　中行承担起为该矿企收购融资的重任，但上述变化使得本次收购的结构更加复杂，不但要求购买目标公司资产，还需承担目标公司的部分存量债务，使得中方公司所承担的或有负债风险加大。

　　“中行放弃了既定的与其他银行组团的融资模式，转而采用独立的融资安排，对收购及目标公司存量债务提供结构化融资。同时，中行还提供了融资顾问及帐户代理行等相关服务。”当年负责该项目的中行人士告诉记者，由于采取了结构化融资安排，使本次融资在满足银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建立了目标公司存量债务与中方企业国内母公司间的防火墙，降低了国内母公司的风险，确保国内母公司财务指标维持正常。

　　“银行除了考虑能够提供多少融资以外，还应认真分析收购结构，并为其设定更加合理的融资安排，帮助国内企业减少"收购后遗症"。”上述人士指出。

　　银行业国际化任重道远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亦是银行业自身不断提高国际化金融服务水平的过程。

　　2007年，国内一家大型电信公司出口电信设备至哥斯达黎加一家公司，引入了中美洲一家银行作为租赁中介，结果商务模式主体由两方变为三方。

　　“该公司向银行提出了出口买方信贷融资租赁模式的业务需求。但问题是，同业间未曾有过此类融资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于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出口买方信贷融资租赁都是一个崭新模式。”中行负责该项目的人士表示。

　　最终中行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信用保险公司的支持下，与出口商、最终用户、租赁公司、律师、会计师及海内外分行等深入沟通，做成了该笔业务。该项目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对哥斯达黎加市场的第一个融资项目，也是同业间首例将出口信贷与融资租赁结合的产品创新。

　　“中国银行业的境外本土化经营能力和全球化服务能力与大型国际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行公司金融总部有关负责人坦承，国内银行业开放时间较短，熟悉国际市场环境和规则，并能够真正按照国际惯例操作项目的管理者和员工还相对有限。

　　未来十年，可预期的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和资本帐户开放，中国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中资银行可以利用在资金和客户资源上的优势，提供包括跨境人民币结算、融资、债券增信、套期保值及顾问理财等各类产品。”中行公司金融总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过，中国“走出去”企业主要布局在欠发达、高风险地域，对外投资屡受挫折，给银行业的全球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同时，受全球金融风暴和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金融监管日趋严格。而全球与国内机构的严厉监管也可能限制一些银行进行海外扩张。

　　“具体的政策支持可以考虑为"走出去"的银行注入更多的资本金，在保证资本收益的同时，帮助国内商业银行接受日趋严格的国际监管标准；同时可以对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采取更加务实、积极的管理模式。”上述负责人表示，还应当鼓励国内商业银行主动参与国家外汇储备的经营，积极拓宽储备使用渠道，增加储备使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招行财富管理

　　变革：银行服务终极争夺战？

　　金融脱媒加速，中间业务勃兴，财富管理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竞争的又一战场。

　　招商银行（600036）是首吃“螃蟹”者。“几年前中国人还觉得私人银行是一个神话，国际同行不愿合作，我们自己干，一不小心做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招行行长马蔚华在2010年末一次论坛上说。目前，该行总资产1000万以上的私人银行客户数超过15000人，人均管理总资产超过2000万元。

　　但中西迥异的监管仍让国内业者倍感压力。

　　“即使在入世后，中国的财富管理和西方还是有很大差异，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市场大和中国的监管体制不同。”11月15日，招行财富管理总监陈昆德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同时，国内商业银行体制和人才的匮乏也制约了财富管理业务发展步伐。

　　财富管理三步走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业对个人金融理财服务仅限于储蓄、代收代付等。为顺应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招商银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开始涉足财富管理领域。

　　十余年发展历程，被陈昆德划分为一卡通、金葵花理财和私人银行三个阶段。

　　1995年，招行引发“储蓄革命”，在国内推出第一个基于客户号管理的，集本外币、定活期、多储种、多币种、多功能服务于一身的电子货币借记卡一卡通。目前，一卡通累计发卡5988万张，卡均存款9810元，其客户群体多为年轻白领和富裕阶层，为其财富管理业务奠定坚实的客户基础。

　　随着一卡通客户群体的日益扩大，2002年，国内首个面向高端客户的理财产品金葵花理财推出。针对个人金融资产在50万元以上客户的更高层次需求，招行为其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

　　截至2011年6月30日，招行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量达73.47万户，金葵花及以上客户存款总额为2947亿元，管理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总资产余额达12983亿元，占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的68.18%。

　　“一卡通的便利性，培养了一批零售和理财客户，银行发售理财产品有门槛限制，客户和市场得以细分，金葵花自然而生。”陈昆德称。

　　2004年起，以招商银行为先导，一批冠名为“理财产品”的创新型储蓄投资产品纷纷面世。这些理财产品在客户选择上有一定的门槛，收益上高于同期储蓄利率，在流动性和税收方面也做了一定安排，初步具有了财富管理业务产品的基本特征。不过，主要卖点还是在固定利率制度下博取利差，依然是财富管理的初级阶段。

　　2005年招行推出的“钻石客户工作室”，将个人金融资产门槛提高到500万元。2007年8月，招行私人银行中心正式启动，个人资产达到1000万人民币的高端客户自动升级为私人银行服务对象。陈昆德表示，私人银行客户享用的是私密、专享的个性化一揽子财富管理服务。

　　“我们想的是，通过三步走，针对不同层级客户，先把平台搭建起来。”陈昆德表示。同时，丰富产品“货架”，目前该行通过自身设计和与多家私募、PE、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合作，供应1000多个投资产品。

　　“过程管理”

　　激烈的竞争推动商业银行不得不重视财富管理业务。国内银行业苦于激烈的低水平同质竞争已很久，银行的边际利润渐趋下降，再加上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和全球性的低利率市场环境，商业银行纷纷把目光瞄准成本低、风险小、利润高的个人业务，争相提出打造零售银行的口号，而财富管理则成为零售业务中抢占制高点的重要砝码。

　　“银行做财富管理也有它不得不做的苦衷，为了吸纳存款做放款。中国现阶段的财富管理已经异化成了传统的存贷业务。”一位私人银行负责人称。

　　“截至2010年底，中国有129家银行机构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包括五大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9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中国邮储银行以及16家在华运营的外资银行。” 《2011年中国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行业报告》显示，外资银行在其中占比不过约一成。

　　“尽管已经入世十年，但国内客户可选择的外资银行少，国内银行的竞争还不激烈。”陈昆德表示，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警示是，银行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可能会存在种种问题，需要反思银行应该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必须重新考虑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定位。”

　　相较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还处于发展初期。据陈介绍，财富管理未来制胜之道在于全面的产品链、一流的投资顾问、客户经理队伍、IT支持系统、多渠道多层次的服务。

　　产品方面，招行将不断改进财富账户服务平台；加强与金融同业的合作，加快推进各种产品创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产品组合套餐，并加快对银保通、银基通等个人理财产品的开发和升级工作等。面对日趋复杂的理财产品，将培养产品经理和客户经理两支专家型队伍，同时，还将在财富管理领域的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引进国际化优秀金融人才。在IT系统建设方面，将开发、引进和应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财富管理系统、客户经理考核管理系统和培训系统等现代管理信息系统。

　　由单纯销售产品到为客户提供服务，由产品成交延伸到后续服务，由单纯理财到以控制风险为前提，由面向大众提供个人银行业务到细化客户人群，培养长期客户关系，这将是财富管理未来的方向。

　　招行零售银行部总经理刘建军介绍，招行正致力于通过整合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投诉管理、加强品牌营销等手段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营销体系来维护和巩固客户关系。

　　“财富管理的核心在于把各个细节做好，完善过程管理，客户才是财富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绝不只是产品。”陈昆德说。

　　体制和人才难题

　　制度是制约国内财富管理发展的最大瓶颈，在陈昆德看来，财富管理是混业经营的概念、商业银行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战略联盟、市场协议等方式从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人寿与财产保险、基金、投资信托等各种金融业务，以实现协同效应。

　　然而，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经营证券、保险业务，在分业经营制度下，商业银行无法接收客户资产并代为投资、管理，只能销售大众化产品，导致“只有建议，没有操作，只有销售，没有服务”，限制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内容和质量。

　　另外，长期的分业经营使得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一直都是各自为政，交流较少，这也导致银行理财服务多是基于本银行现有经营品种基础上的优化组合，束缚了理财经理的手脚。

　　人才短缺也是目前国内财富管理最为头疼的问题。财富管理对从业人员要求极高，财富管理要在全面评估特定高端私人客户各方面财务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关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相关管理及系列金融服务的过程。在内容上，财富管理整合了私人银行、资产管理以及证券经纪等业务，具体包括消费、收入与财产分析、保险保障、投资目标、退休计划、子女教育、税务策划、遗产管理等。财富管理涉及的业务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

　　因此，理财经理要扮演多重角色：金融顾问，心理辅导员和财务控制者，既要对各种金融产品深入了解，熟悉税务法律法规，还要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此外还要具备沟通的能力。

　　另外，财富管理要求大量人才，因为其个性化服务要求每名理财经理只能服务一定数量的客户。“我们要求每名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服务的客户数量限制在70名以内。”陈昆德说。

　　目前，国内财富管理的客户经理特别匮乏，“只有提高理财客户经理的数量和质量，才能促进财富管理业务发展。有经验的现成的理财经理很少，银行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自行培养。”陈昆德感叹。该行现有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近200人，按需求尚有人才缺口40%，金葵花理财客户经理2500余人，也不够用。

　　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 中外资银行竞合十年之变

　　2007年初，在华外资银行期待已久的“国民待遇”终于实现。汇丰、花旗、东亚、渣打首批法人银行在开业当天，几乎都安排了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以表达本土化和对未来的信心。

　　彼时，在华外资行的市场份额正逐渐到达历史高点。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国内银行发展较快等因素，外资行“耐力”不再。

　　“我们原来预计十年后，外资行市场占比能够达到15%-30%，现在却仍不到2%。”一家总部位于欧洲的外资行高管表示。

　　不过外资行并非一无所获。不少外资金融机构依然通过参股中资银行获取了巨额利润，这令其在参股中所扮演的角色备受质疑。

　　与此同时，尽管市场份额大大增加，中资行的改革之路依然没有走完。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近期表示，目前国有控股银行各项财务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但其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仍需要在公司治理等方面进一步改革。

　　十年“渐进式”开放

　　“这十年，很多变化和机会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家大型外资法人银行高管表示，“入世前，我们就在中国开展业务，受到限制较多。中国入世后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政策，在2006年达到顶峰。”

　　目前，这家外资银行已经能够在中国提供非常广泛的贷款和存储业务，以及贸易融资、支付等产品。

　　2010年末，我国外资法人机构达到40家，他们在27个省45个城市设立机构网点，资产总额达1.74万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占比为1.85%，同比增加0.13个百分点，其中35家法人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

　　此时，外资银行在经营业务地域和产品种类上都已大大改变，例如汇丰中国有100多个网点，同时在中西部建立了多家村镇银行。而在业务范围上，外资行开始对内地居民销售理财产品，发放人民币按揭贷款，吸收存款，发放信用卡等。

　　当然，我国对外资行的业务开放也并非一步到位，外资行在开展某项业务之前仍需要监管部门的资格审批。例如，直到近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代销基金。与此同时，外资行在监管上也是“国民待遇”，比如，外资行同样受到信贷额度控制。

　　2%市场份额徘徊

　　相比于十年前的“狼来了”，在华外资行如今对中资银行的冲击及竞争格局，出人意料。

　　2007年，在华外资行刚转为法人银行，带着悠久的金融历史、先进的管理经验、优质的理财产品，外资行头顶绚丽的光环出尽风头。

　　央行数据显示，2005至2007年末，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在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91%、2.11%和2.38%。

　　当时的外资行雄心勃勃，市场扩张飞速。中资行也不甘落后，两者在诸多领域面临直接竞争。例如外资行进军高中端客户市场，而中资行积极挺进高端客户群体的信用卡尤其是商务卡市场。在存款、理财产品以及贸易融资等领域，双方一度火药味十足。

　　但谁也无法预料，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由于受到境外股东的牵连，外资行在中国的业务大受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天量信贷投放使得中资银行迅速扩张，外资行在华市场份额逐步缩小。

　　2008年，外资行的资产总额占比降至2.16%，而2009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1.35万亿元，同比增长0.3%，市场占比仅1.71%。

　　同时，在今年已公布年报的外资法人行中，资产总额最大的汇丰中国不过2056亿元，与2004年成立的浙商银行规模相当。汇丰、花旗、渣打、东亚2010年净利润增长分别为28%、19%、13%、12%，而当年16家中资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约6774亿元，同比增长33.5%。

　　一家外资行高管认为，外资行发展速度落后，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大背景的影响，但也表明外资行在内地仍水土不服。

　　该人士分析，外资法人银行最初启用外国人做高管，但对内地市场行情和游戏规则并不熟悉，往往错失机会。此后，外资行开始启用香港、新加坡人，希望借此进一步本土化。

　　不过另一些外资行高管表示，内地监管限制颇多，也是困扰外资行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监管政策非常复杂，我们要了解并不容易。而一些业务准入、市场准入的审批，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曾分析认为，入世十年，外资行对国内银行业冲击远低于预期，一方面是国内银行业改革提升了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得益于银行业有限制的开放。由于准入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速度总体慢于预期。而利率和产品管制也限制了外资行的创新和竞争优势。

　　从“狼来了” 到“与狼共舞”

　　外资入股之争

　　外资行入股中资行，是这十年里最具争议的一页。

　　四大国有银行在2001年时几乎资不抵债。对外引资引智，成为改革思路之一。

　　对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给出三个理由：一是国有银行应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这样国家财政才能不再为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二是引资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三是有利于国内银行海外市场的发展与融资。

　　2001年7月，交通银行吸引外资参股的计划获批，意味着大型银行开始尝试引资，但谈判过程异常艰辛，直到2004年8月交行才最终联手汇丰银行。

　　而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几乎同时进行，资产质量的好转更使其增加了与境外投资者的谈判筹码。2005年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全面开花：6月17日，美国银行以25亿美元的出价购入建行9%的股权；8月30日，工行和高盛投资团签署了备忘录；9月27日，苏格兰银行、瑞银集团、淡马锡入股中行。

　　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已有29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1家中资银行，入股金额190亿美元。

　　引资后，中外资行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但在股份解禁期满，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开始对外资行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质疑。外方股东大量减持中资银行股票，使得中资银行一度被称为外资行的“提款机”。

　　而在此前，外资行均以极低的价格入股中资行。以建行为例，当时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进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仅区区0.94港元。

　　与此同时，中外资双方的一些业务合作却显得貌合神离。一家中资行高管表示，前几年他们还会前往瑞银学习私人银行业务，但现在外资行都戏称不再接待中资行了，“他们说中资行已经变成老师了。”

　　中国人民银行焦瑾璞：银行盈利前景不明朗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18日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负面影响有限，未来经济整体向好，货币政策将具有可持续性。随着银行表外业务规模下降，银行利润前景不明朗。

　　在出席“金融谋变：后危机时代逆势转型2011银行业战略发展峰会”时，焦瑾璞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今年和明年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对降低2011年和2012年物价上涨压力会起到重要作用。

　　焦瑾璞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传导的时滞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将持续一到两年时间，所以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为保证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未来货币政策制定需考虑如下两个方面：一要充分考虑当前已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对未来宏观经济影响；二要充分考虑未来两年宏观经济总体走势。

　　地方金融勿走国有大银行的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11月1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地方金融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要避免跨区域盲目扩张。

　　这里有两个亮点值得注意：一是“防范金融风险”。这是近期的热门话题，从15日IMF警告中国大型银行面临系统性风险，到16日央行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再到19日王岐山副总理的相关表述，足以显示出金融风险已成我国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笔者在11月17日的评论中也已经指出“正视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观点。

　　另一个是“地方金融机构切勿盲目扩张”。其实，在今年“两会”上，王岐山副总理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述：他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目前我国银行布局不均衡，要警惕同质化。现在很多小银行都在想方设法做大，有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的“三不”倾向。他举例说，北京银行（601169）做得很不错，但去年发展到哈尔滨去了，还想去上海。“我批评了他们，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金融机构及金融产品准入限制的市场化、金融市场体系的统一与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建设、当前特定阶段政策性金融（包括“三农”金融）的扶持、市场不断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建设与调控监管部门间的协调等问题。而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管理，已成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对地方金融管理提出要求，希望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

　　自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四万亿”巨额投资计划的推动下，地方金融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张，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量。据报道，内蒙古金融办人士曾透露，内蒙古自治区2005年地方金融机构在全区的金融总量不到8%，而到了2010年10月，2000亿元的农村信用社资产，再加上包商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市场份额占比或已在50%以上。

　　这种地方金融发展势头在全国都得到了印证。比如广东省，2006年，金融资产不足6万亿，2007年起，省政府激励金融产业布局，当年金融资产比2006年增加7500亿元，此后连年翻番，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1.9万亿元，其中，地方金融分量已占了25%。为了做大资产经营规模，各地金融机构为摆脱金融牌照和开设分行条件的限制，开始将投资转向村镇银行，东北的多家城商行就曾公开表示过将倍增村镇银行网点的动议。

　　与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地方金融势力崛起相伴而来的，还有地方金融办的积极扩权。去年3月，全国首家以“局”冠名的省级政府金融管理服务机构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挂牌，下设银行服务处、证券期货服务处、保险与非银行服务处、金融市场处、金融稳定处等10个处室，足见其雄心。

　　可以这样说，各地城商行等机构不断向外扩张，其实是大金融管理思维让地方金融走上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老路。在笔者看来，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应在动态掌握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金融需求层次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发展措施，逐步完善金融中介体系，特别是尽力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以及增建服务网点。而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来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另辟蹊径大胆创新，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