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0年5月25日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表示，“完成商业化转型后，就不叫政策性银行了，而叫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2010年，进行了两年多商业化转型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初步搭建了其独具特色的综合化经营架构。国开金融的成立与航空证券的收购获批，标志着国开行向“一拖二”（一个集团公司，下设两个子公司）的既定改革架构，迈进了一大步。
迄今，脱胎于“政策性金融”的国开行，已经成为集银行、投行、基金、金融租赁等为一体的综合金融平台。
谈及国开行的定位，行长蒋超良认为，国开行服务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不会变，但国开行会在商业化转型后，用更商业化的机制、手段和工具去实现这个目标。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国开行依然是一家债券银行，而且是一家立足于开发性、中长期投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
开行新定位
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国开行转型为商业银行。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国开行总体改革方案，国开行改制股份公司后，获准设立两大子公司，分别负责直接投资和投资银行业务。同年底，国开行获得中央汇金公司200亿美元注资。2008年12月11日，国开行整体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3000亿元。2009年8月31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为开行全资子公司，接手开行已有的非金融类股权资产。
《财经国家周刊》：国开行完成商业化转型后，中国会缺少一个大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大型基建工程进行支持。从国家系统的金融体系建设上来看，目前不需要国开行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了吗？
蒋超良：金融生态与自然界一样，需要多样性。多形态的金融机构可以为不同对象提供不同服务，清一色的商业银行不一定就好。
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看，大量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一个投融资平台为其服务。如果国开行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来转型，对融资项目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会考虑首先要赚钱，其次要降低资本消耗，这些价值取向可能与其肩负的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使命是相悖的。
所以，对国开行的这种商业化转型，国务院所作的定位，是很好的。
你应该注意到，去年国开行是在讲股份制改革，现在是讲商业化转型，这就是一个变化。现在我们的商业化转型是，以商业化的机制、手段和工具为实现国家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去提供投融资服务和开发性金融服务，这样一个定位就是国务院做的安排。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的情形看，伴随着4万亿的投资启动，中国似乎特别需要政策性金融服务。
蒋超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去年在中央的投资计划中，国开行对接的项目占80%左右。如果没有国开行这样一个平台，“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会面临一定执行难题。
同样，当前国家制定的企业“走出去”、过剩产能转移等战略，也需要一个像国开行这样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做融资方面的安排，比如通过贷款换取石油、矿石等资源。所谓“贷款换资源、换市场”，就是依托国开行的贷款与他国进行合作，把我们的企业送出海外，也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再换回需要的资源。目前，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已经超过50%，必须对资源战略进行系统安排。而这就很需要一个投融资机构、开发性机构从中提供融资服务。
中国并不缺乏好的商业银行，缺少的恰恰是能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的政策性、开发性的金融机构。
所以，金融改革不能一刀切，应该接受金融生态的多样性。我赞成国务院对国开行商业化转型的这种改革定位，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更为商业化的手段、机制和工具去配合国家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风险可控又保证国家战略意义的实现。
这次金融危机中，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开发银行在维护市场稳定、重振经济、逆周期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国家都成立了国家背景的开发银行，如俄罗斯、一些中亚国家等。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不需要保留一个政策性银行吗？
蒋超良：完成商业化转型后，就不叫政策性银行，而叫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财经国家周刊》：这就牵扯到一个定位的问题了。国开行没有转型前，商业银行经常诉苦说国开行抢了他们的业务，那现在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定位区别又是什么？
蒋超良：国开行跟一般商业银行的差异非常明显。一般商业银行是存款类的零售银行，主要做中短期贷款，这个与它的资金来源是匹配的，而国开行是债券类批发银行，主要做中长期的项目融资。
从分工上来说，国开行主要从事“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融资支持。
另外，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国家资源、能源战略方面，国开行是提供融资支持的主力。但是在一些民生金融领域，我们跟商业银行会有交叉，但在业务性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包括风险控制体系、业务流程、信用结构的安排等。
债信有望延长
在政策性银行时代，国开债信用等同国家信用，风险权重为零。截至2009年12月17日，国开债累计发行量突破5万亿元。随着商业化转型启动，国开行债信面临冲击。2009年5月4日，银监会书面回复国开行，在2010年底之前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风险权重为0%，直至债券到期。
《财经国家周刊》：国开行启动商业化转型后，“国开债”的债信问题一直广为市场关注。之前确定的方案是到2010年底前风险权重为零，现在大限将至，2010年之后呢？
蒋超良：按照国务院的改革方案，“国开债”的债信有一个过渡期。国务院和有关监管部门最近对国开债的债信进行了重新思考，过渡期可能会延长。
原因之一在于，国开行作为一个国有全资股份制银行，其股东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财政部当然是主权信用，而汇金也是主权信用，那么两个股东投资办的国开行是国有全资性质，也应该享受等同主权的债信。
原因之二是，国开债的债信问题并不仅是国开行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战略的安排问题。如果国开债的债信定为机构信用，由于持有国开债的很多是银行，若按照一定的债券风险权重算，商业银行持有的加权风险资产就会提高，进而降低其资本充足率，这样就不会有银行愿意持有国开债。
如果机构不买，国开行的资金来源就有风险，进而出现国开行的老债本息归还困难，会引发银行间的交叉违约，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所以，国开行的债信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国家的整个金融发展战略、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安排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此，国开行的债信应该考虑是否要等同国家信用。
《财经国家周刊》：假设不能争取到等同主权信用的债信等级，是不是需要给予国开行其他的、多渠道融资的可能？
蒋超良：那不可能。
国开行作为一家以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为定位的债券银行，是一家批发银行，它不像其他商业银行有很多网点，不容易吸收公众存款来补充资金。而且存款市场和零售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国开行不可能争得很多存款，这就难以满足每年发放贷款和兑付到期债券所需的资金。
所以，综合国开行承担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来看，我认为国开行的债信不应该是问题，债信的主权信用等级应该延长过渡期。
战略投资的标准
目前，国开行有两大股东——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均为国有股东。2006年汇金200亿美元注资完成后，其资本充足率为12.77%。但随着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资本充足率将不断降低，引进战略投资者提上日程。
《财经国家周刊》：国开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方面，进展怎样？其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何？
蒋超良：谈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国开行的企业定位就是国有全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也重点是考虑国有性质的企业，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国有全资的企业性质定位。
在这一前提下，国开行已经启动了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工作。比如社保，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最后的监管审批阶段了，现在说他们入股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一些像社保这样的好品牌的投资者进来。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表示，“完成商业化转型后，就不叫政策性银行了，而叫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综合经营”应审慎
迄今，国开行旗下已经打造了初步的综合经营架构。拥有了多个产业投资基金，并组建了国银金融租赁公司，成立了国开金融，主要从事私募、直投、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业务。2010年，国开曹妃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获准收购航空证券。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国开行收购航空证券已获得证监会批准，国开行未来会如何规划投行业务？
蒋超良：国务院关于国开行改革的方案设计，通俗地说是“一拖二”。
一个是承续国开行原来股权投资业务的“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过去国开行承担的一些非金融类股权投资业务，由这个公司来做。
第二个公司就是投资银行。我们从去年开始收购航空证券，现在已基本得到监管部门批准。这将会丰富国开行的整体金融服务。
未来国开行既可以通过“国开金融”做投资业务，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投资银行做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方面的业务，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金融租赁公司，来做金融租赁业务。
这样，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可以形成投融资一体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尽管依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国内不少金融机构近两年还是搭建起了涵盖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的综合经营平台。不过，金融危机后，对综合经营又有新的反思，你如何看待综合经营？
蒋超良：我原来在交行的时候就一直在推进综合化经营，为建立交银控股集团而努力。
现在，我很高兴看到交通银行基本上已经搭建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债券、保险、基金、租赁和信托业务的综合框架。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对综合经营确实有了一些新思考。
综合经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推进的，尤其在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通过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但金融危机后，我认识到综合经营推进过快不一定是好事。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议题，就是针对综合经营的思考。
因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不同的文化，其经营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有很大区别。投行、商业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行业的文化都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这些不同的文化冲突在经营理念上很难整合。
另外，从风险防范上来说，尽管在内部设置了防火墙，在集团整体进行财务“并表管理”，但在监管上存在很大难度。
所以我认为，综合经营应该审慎。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杜艳 陈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