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年05月01日

　　 “中国不能照搬华尔街模式，否则在若干年后容易重蹈华尔街覆辙。”在整个对话中，陆红军一直强调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要根据自身实际条件稳步推进。

　　 陆红军是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亦是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中心协会是专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的智囊组织，其顾问和成员主要包括政界人士和金融界知名专家学者。

　　 陆红军及其同事见证了上海金融国际中心建设过程，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定位、金融中心突破口，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当前抓手，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到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法规(草案)修订工作，陆都参与其中。

　　 4月29日，在上海“两个中心”具体建设方案公布之后，陆红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路径和可能存在的挑战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21世纪》：上海和国外金融中心差距较大，但最大差距体现在哪个方面？

　　 陆红军：最大的差距在于伦敦与纽约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是英镑或美元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产物，当然这个取代的过程是非常复杂与长期的历史进程，而且这两个中心也是被全球投资者、从业人员及各国企业、民众所公认的。

　　 目前上海还处于一个发展的进程之中，如果说有障碍，从技术上说，人民币尚未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尚未足以支撑一个全球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从理念上看，上海离被全球公认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我想这就是目前上海与纽约、伦敦之间最大的三个差异。

　　 金融中心建设有诸多突破口

　　 《21世纪》：那在这种巨大差距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从何处寻找突破口？

　　 陆红军：应该来说，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下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存在一些困难。

　　 我认为，在下一步，外资企业在上海上市应是一个突破口，在中国全资的外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调整等使其符合中国的法律，就可以在上海A股上市，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外企已经考虑了4到5年要来上海上市。

　　 因为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大公司来这里上市，用人民币来上市，而这些公司赚的钱就在中国投。

　　 上海方面正在研究这块，但究竟如何“先行先试”还要过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肯定的是先要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做起，以后比较成功了就让全球其它公司来上海上市。

　　 人民币交易结算这块也是上海的突破口，同样也是上海的特色。新加坡当年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是抓住了美元在亚洲的市场，当时香港要收税，新加坡说不要收税，所以新加坡就成为美元亚洲市场、亚洲金融中心。而人民币作为本币在中国，完全可以形成一个金融中心，上海要抓住这个机会。

　　 总之，上海的人民币的清算、支付及其新产品研发交易中心要与航运中心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上海与北京香港的竞合关系

　　 《21世纪》：你刚才讲的人民币自由结算等诸多突破会提升上海的竞争优势，但这势必会对香港等地区产生影响，这种竞合关系你怎么看待？

　　 陆红军：上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是与伦敦、纽约、巴黎等并驾齐驱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国家和上海共建上海金融中心，我个人认为上海的潜力和趋势应该能排在全球金融中心第三。

　　 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上海方面决定发展金融服务等内容是比较务实的，因为决策全在北京，“一行三会”都在北京，所以现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会有侧重，侧重金融服务等领域。

　　 和香港的关系则比较重要，上海和香港会形成比较好的互补关系，这种合作与互补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的分工和不同优势的发挥方面。

　　 比如上海在未来货币市场方面将会形成人民币信贷产品与衍生产品的优势；从区域经济看，它更能发挥长三角和内地经济的优势；而香港则会在资本市场方面的短期资本、融资和专业人才配套等方面发挥作用。

　　 从区域的角度看，香港能在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方面发挥优势，这些优势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地位的上升，不断在每个阶段作出特有的贡献，香港的创新优势和独特作用无论在中国市场、亚洲市场和全球市场都是不可取代的。

　　 我相信，上海和香港双城记在20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将对中国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的实施与完善发挥日益明显的作用。

　　 《21世纪》：外界也有声音指出，一行三会中大部分机构的“第二总部”难以落地似乎表示“第二总部”这种模式在中国很难实施？

　　 陆红军：事实上，“第二总部”这种模式国外有之，纽约联储就可以代替华盛顿做部分决策。

　　 现在人民银行的风险部门等部门都已经搬到上海，但考虑到编制等问题，规模有限，而且还存在一段时间属于摸索期，但我相信，随着上海方面一些具体措施获批，比如贸易结算、人民币发债等多项创新，人民银行会有事情可以做，比如进行调研、监管等工作。

　　 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建设金融市场体系与金融机构属于一个有机整体，金融市场体系包括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等，是一个更大的范畴。

　　 人民银行将会通过上海总部在贯彻国务院意见及细则方面发挥更加及时和有效的作用，并对推动上海两个中心具更大的建设性和战略性作用。

　　 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未来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并将在全球中央银行二总部建设方面创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功经验。

　　 《21世纪》：税收问题是外界反应很强烈的一个问题，认为国内税收比例相对较高，但这个改革的权限在国家层面，地方似乎无权采取减税等措施。

　　 陆红军：以税收为例，权限确实在国家层面，这是一个需要从全局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根据国务院意见及细则，未来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相关税收会形成国家相关部委和上海市之间紧密的互动操作，如上海要发展航运金融，目前船舶在境内的企业所得按25%纳税，并还需缴纳5%的营业税，而新加坡与香港特区则低于25%，又如英国的船舶租赁业务也有许多优惠政策，而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融资租赁给予优惠。

　　 我相信这些税收随着两个中心的深化和国际惯例，都会逐步作出必要的合理调整。

　　 上海缺的是结构性的人才

　　 《21世纪》：似乎人才也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软肋，你认为上海是结构性缺乏人才还是普遍性缺乏人才？

　　 陆红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都没讲清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缺乏和这个体系相配套的人才。

　　 大家都在讲华尔街有多少人才，我们只有多少人才，但大家没看到体系在变，全球金融体系在重组，华尔街这些人才不一定适合中国，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是类似华尔街等，所以上海的金融人才的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信贷产品人才就缺乏，在经济复苏后，信贷产品功能如何强化，信贷产品管理也需要证券化，也需要有一定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合适比例，这个的确就需要一批踏踏实实有能力的，懂这方面的人，所以我认为更多是结构性缺乏人才，缺乏和中国金融体系相适应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