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财经》杂志 2006年08月14日

　　“北京的国企绝大部分都想控股，使得谈判很难进行下去。”温州企业家说，希望民营资本来承担改革成本，也是不现实的。

    今年2月，温州民企组团进京并购国企，颇受瞩目，转眼六个多月过去，记者追踪到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提供的信息显示，至今成交的只有十几家，不足参加交易的180多个国企招股项目的10%。

    北京作秀？

    自去年9月始，北京启动的国企改制开始向温州财团频频“招手”；去年12月，北交所到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多个城市推介北京国资委的180多个国企招股项目、金融超市等“商品”；这些引资活动都立足于为北京的国企改革引进增量资本。对这些项目的投资方式，北京国资委期望以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为主。

    今年2月，温州企业家进京，北京方面给予了非常隆重的待遇，提供了丰富的投资品种，覆盖制造、服务、房地产开发等十多个行业；北交所还推介了部分中关村高科技项目，涵盖医药、IT、新材料等多个领域；2008年奥运会的一些投资项目也加入到了此次“招商”行列。

    一方面是北京国资委伸出了“橄榄枝”；另一方面，温州民资也在寻求出路。温州传统产业近年来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低等原因，已经进入发展的瓶颈期，而 “炒房”、“炒煤”等短线投机行为，在宏观调控下也走向末路。温州商人开始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产业投资。

    在此背景下，来京考察的民营企业家有40多位，包括温州著名的中驰财团、兴乐集团等，资金总规模达到100亿元以上。

    组织此次进京活动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记者，温州民间资本期望与北京国企联姻，正是看中国企的科研、技术与人力资源的优势，在购买国企时，更多是偏重于战略投资方向。实际洽谈中，锁定的目标主要是一些和轻工业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他们冀望借此来实现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并通过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嫁接，提升自己的产业层次和创新能力。

   然而事与愿违。在这次热热闹闹的活动过后半年，交易成果寥寥，“反馈率达81%，但是目前成交的只有十五六家。”受北京国资委之托推介这批项目的北交所交易部经理董宏伟告诉记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民企并购上海国企成果要显著得多。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运行总监杨钧透露，“交易所内国企并购案占了50%。”其中“浙江民企收购了很多资产”。

    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其他企业中也有相当一批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

    相比之下，北京引进温州民营资本姿态更加高调，成果却逊色不少。一位曾参予此次多项国企项目谈判的温州企业家评价说，北京方面“完全是一场作秀，”“很多资产状况不清晰，完全信息不对称。”

    “让温州企业一眼看中的东西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项目并不符合温州企业的口味；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入参加交易的企业做尽职调查时，一半以上的企业当事人并不知情，也不配合调查。一了解，原来只是该企业的集团公司单方面挂出来的项目。”董宏伟言语之中似乎印证了温州企业的说法。

    控股权之争

    “双方都对股权比较敏感。”董宏伟表示。

    此前，在2月25日举行的“投资北京———温州企业投资洽谈会”上，北京市国资委向投资者亮出了北京国企改制的“底牌”： 温州资本的投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可参股，可控股，也可以收购兼并。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龚莉表示，有一部分项目是要保持控股权的。

    然而在实际谈判中，“北京的国企绝大部分都想控股，使得谈判很难进行下去。”多位此次进京的温州企业家告诉记者。

    “如果是短期项目，民企的合作模式可以多样化，参股、控股都可以；如果是长期合作，民企一般对参股不感兴趣，都不希望国企控股。众所周知，国企效率低，机构设置多，决策慢，一个项目除了董事会讨论、还有党委会等，一个决策能拖上一个月半个月。” 兴乐集团总裁虞文品对《财经》记者说——他的看法在参加交易的企业中很有代表性。

    “北京国企领导不慌不忙，没有紧迫感和主动性，谈判十年都可以，哪怕亏损他也不怕活不下去；对于民企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超过三次谈不拢就不谈了，而北京国企有种盲目优越, 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其他地方的国企投资项目也很多。”周德文说，北京之行之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已先后收到了重庆、武汉、河南滑县等30多个县级以上政府的邀请函，希望温州民营资本与当地国企联姻，前不久的重庆之行就很成功。“我们这里一天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北京那里20个工作日也搞不定。”

    在彼时的“投资北京———温州企业投资洽谈会”上龚莉曾表示， “股权多元化是改制企业的发展方向，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即便不控股一样可以得到收益。”她还表示，国企改制的政策性强，北京市尤其如此，投资者应该慎重考虑职工安置等改制成本的问题。

    “北京政府一再强调政治稳定，我们当然会按照政策规定给予职工合理的安排，但我们不是养老院；有一家改制企业，注册资本只有300万，却要求我们安置400多名在职和退休职工，与其购买这样的企业，不如我们自己投资建一家；民营企业不可能承担过多的历史成本。”一位温州企业家抱怨说。

    显然，北京国资委与民营企业家们的思路很难契合。

    政府观念不到位

    “政府观念不到位，这是致命的。”浙江长宁企业董事长邱国宁如此评价。

    温州民企在参与并购上海国企中的硕果累累，“大概是由于长三角地区观念和文化比较接近。”长期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合作的上海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剑新告诉记者，“在竞争性领域中上海政府并不要求国企控股；至于职工安置，只要按照有关政策执行职工安置标准和改制程序，上海政府就不存在影响稳定的忧虑。”

    “北京国企改制整体进程比较慢，目前属于边改制边引入战略投资者阶段，并希望民营资本分担一部分改革成本，这是不现实的。”作为此次北京方面的国企改制的法律咨询专家，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认为，目前民企收购国企仍然存在很大风险，包括法律和政策上的。此次北京推介的大部分国企项目资产状况、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置、关联企业相互投资担保等都不清晰。同时，也没有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 “新老板来了之后管理层利益如何保证难以确定，所以国企管理层本身并无动力引入民营资本。”

    “北京的水很深。”多位温州企业家认为，温州民企期望在北京真正实现成功投资国企，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