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租破产日资没落 欧美大鳄潜入“租赁沼泽”

摘自2002/2/4《21世纪经济报道》

一场被预防的“地震”

    去年8月，原太租高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太租）还有不破产的希望”然而，据最新消息，太租融资租赁业务经营的资质已经在2001年10月底丧失，上海市金海岸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苦苦争取的重组失败，摆在太租面前的只有破产清算一条路。

    “太租破产事件在业内引起很大震动。所幸的是，面对经营上的困难和日资的撤出意图，绝大多数同行采取了更缓和也更积极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屈延凯说。

    屈指出，融资租赁实际上是中国金融业最早对外开放的领域。1981年，中信与日本的东方租赁合资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此后的1984年至1988年间，日本各大银行、租赁公司乃至企业陆续和国内的金融机构、外贸公司合资成立了一批中日合资融资租赁公司。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外合资租赁公司总数已经接近30家，其中的20余家是与日方合资设立。截至2000年，合资租赁公司累计引进外资近80亿美金，其中至少有80%来自日本。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副产品”逐渐凸现：合资租赁累计出现金额约为8亿美金的坏账。

    为解决合资租赁公司的坏账问题，中央政府曾经出面解决了2亿美金，加上地方政府出资和企业本身以利润消化的部分，估计最终不能追索的部分约为3亿多美金。“平心而论，与同期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相比，这还是算好的。”屈延凯说。

    但问题的关键是，几亿美金的坏账主要集中在十多家成立较早、以及日本金融机构投资的租赁公司身上，太平洋即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开始，大量的合资租赁公司停止开展业务。最早的东方租赁甚至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992年。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7年秋，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

    为抵消危机冲击，日本采取了包括日元贬值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压力。受此影响，不少日本企业开始收缩海外投资，甚至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国内的侠租赁公司中，日方股东破产的有三家：北海道拓殖银行（南方租赁）、日本租赁公司（太平洋租赁）、日本债务信用银行和日本皇冠租赁（远东租赁）。

    日本国内的震荡，不可避免地向中日合资租赁公司悄然蔓延。不巧的是，从1998年开始，合资租赁公司的合同期（大多在15年到20年）陆续到期。

    为稳定外资，央行专门召集各大银行开会，指出对于没有到期或到期时外方还愿意继续经营的合资租赁公司，中方的银行股东也尽量不要撤资。外经贸部则明确，合资租赁公司到期，若外方愿意继续展期以利追讨欠租，也予以批准。其后，一些陆续到期的公司都办理了展期手续，展期时间从两年到十五年不等。其中，西南租赁和华和租赁两家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改为中外合作企业，改组后，外方掌握了对方合资租赁公司的经营控制权。此外，行业委员会还积极配合寻求新的投资者来受让合资租赁公司中日方股东的股权和债权，目前已有远东租赁和康富租赁两家租赁两家转让成功。

    经过上述努力，“合资租赁行业终于避免了一场大地震的发生”，大多数融资租赁企业并没有同太租一道坠入“深深的太平洋”。

    但是，还有些日方股东去意已决。

失意的拓荒者

    尽管行业协会作出了种种努力，还是有两家合资租赁公司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太平洋租赁破产，天津租赁申请关门。

    “国外债权人申请太平洋租赁破产，我们非常不理解。”屈延凯说。

    不为外界所了解的是，太平洋的日方股东和日方债权人最初选择的并不是破产，而是选中了香港联亚金融有限公司作为债权的受让人。在受让日方债权之后，香港联亚希望受让日方投资者的股份，中方为此先后推荐了两家公司，一家是重组后的远东租赁，一家是张江高科控股75%的上海金海岸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然而，股东、债权人之间复杂的斗争，最终将太平洋送上了黄泉路。对此，屈延凯不无遗憾地说，破产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退出成本过高，原有不良资产的回收希望渺茫，如果当初日方债权人和投资者接受了金海岸的承担债务式的收购方案，结果会好很多。

    而另一名极端者——北方的天津租赁，其外方股东、债权人樱花银行采取的方式更为干脆：放弃债权，关门走人。

    屈指出，日本金融在中国租赁行业的退出，加剧了中国合资租赁业的困难和萎缩，但客观评价，作为中国融资租赁业的拓荒者，日本金融着实付了一笔不菲的学费：在中国市场一片空白、法制法规缺位的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金融就大胆叩开了中国融资的租赁市场大门；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环境逐步好转，融资租赁的各项相关制度法规基本到位，日方资本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抽身而退。

    “拓荒者”遭遇的另一重失意是，在1990年以前成立的租赁公司，由于历史原因，有不少公司中方持大股，但融资责任却在外方。权利义务不对称，不仅影响了外方筹资的积极性，也使得租赁公司的经营风险主要由外方承担。

    “过早地踏入中国市场，确实使日方投资者和债权人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重拾旧河山

    不过“拓荒者”的失意，并未使中国融资租赁业就此一蹶不振。日资渐行渐远之际，另有几股资本先后浮出水面，动作频频，大有“重拾旧河山”之势。

    就在中日合资租赁公司先后陷于停顿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知名跨国公司开始潜入这块“沼泽地”。比起日本金融企业，欧美跨国公司的手笔要大得多；1985年成立的太平洋租赁，其注册资金仅有300万美元，其他早期的合资租赁公司也大抵是差不多的水平，而1997年4月成立于上海的惠普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已达1500万美元。1999年11月，IBM租赁有限公司由IBM和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合资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其中IBM占80%，长城集团占20%。此外，GE财务公司在收购日本租赁公司和德国租赁财务公司后，亦相应地取得了这两家公司在太平洋租赁和大业租赁的股权。

    除了欧美跨国公司，国内的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乃至民营资本，也开始对融资租赁跃跃欲试。当时，老的合资租赁公司合资期限陆续到期，不少公司面临到期清算和债务重组股份转让的问题，日本投资者的撤出，正给上述企业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介入的良机。但是，2001年9月1日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对中外方投资人的资质做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将设立合资租赁公司的资本门槛提高到2000万美元，对于国内诸多企业而言，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随手拈来的项目。

    就在《办法》出台前后，一些“眼疾手快”的资本已经着手“抢滩”了：三九集团重组深圳租赁；德隆入主新疆租赁和新世纪租赁；中石化和澳门南光成功受让远东租赁和中国康富租赁的外方股份，并低价收购了租赁公司的债务；而重组后的远东租赁，甚至把“家”从沈阳千里迢迢地搬到了上海；湘财证券据说也正申请在上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看来，融资租赁业还有一场购并大戏要上演。